《杀死弗洛伊德:20世纪文化与精神分析的消亡》(托德·迪弗雷纳)

  《杀死弗洛伊德:20世纪文化与精神分析的消亡》带领读者进行了一次贯穿20世纪的文化之旅。诙谐而又大胆地重新评价了精神分析及其在20世纪历史中的真实地位。
 
  一、本书简介:
 
  《杀死弗洛伊德:20世纪文化与精神分析的消亡》带领读者进行了一次贯穿20世纪的文化之旅。众所周知,弗洛伊德所建立的精神分析这座理论大厦并非无懈可击,作者饶有兴趣的讨论了安娜·病例、约瑟夫·布洛伊尔的歇斯底里、对狗儿的宠爱、弗洛伊德产业、留言与虚构的作用、不礼貌的举止、通俗心理学与法国哲学、薄冰上的花样滑冰以及当代治疗文化,完成了对弗洛伊德主义的一次扬弃,诙谐而又大胆地重新评价了精神分析及其在20世纪历史中的真实地位。
 
  二、本书目录:
 
  导言
 
  第一部分 弗洛伊德批判性研究时代的暗示与欺骗
 
  1.奇怪的“安娜?O”个案:对“修正论者”评价的概述
 
  2.辩论、抗议和歇斯底里的约瑟夫?布洛伊尔
 
  3.弗洛伊德联盟的批评性读者:弗洛伊德研究的新时代
 
  第二部分 精神分析的选择性记忆:历史、理论和政治
 
  4.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或精神分析如何揭示人性中最恶的部分
 
  5.雅克,某某先生:死亡、记忆以及档案的弊病
 
  6.流言、虚构与精神分析的历史:一封公开信
 
  7.呈现弗洛伊德的政治:媒体战争简述,这个充满情感的时代
 
  8.滑稽的商业:雅克?拉康的漫画研讨会
 
  9.到狗儿那里去,或我的精神分析师生涯(作者:戴维?贝多)
 
  第三部分 精神分析中的文化研究:戏剧、作品中的分析者
 
  10.如履薄冰的精神分析:琼斯和花样滑冰(和加里?格诺斯科合作)
 
  11.精神分析,狗儿风格
 
  第四部分 访谈
 
  12.精神分析、食客与“平庸文化”――(作者:安东尼奥?格雷科)
 
  第五部分 尾声
 
  13.精神分析的危机、死亡与未来
 
  注释
 
  致谢
 
  参考文献
 
  索引
 
  译后记
 
  三、精彩内容:
 
  第二章 辩论、抗议和歇斯底里的约瑟夫•布洛伊尔
 
  希波吕忒[出演一个愚蠢的悲剧]:我从来没听说过比这再蠢的东西。
 
  忒修斯:最好的戏剧也不过是人生的一个缩影;最坏的只要用想象补足一下,也就不会坏到什么地方去。
 
  希波吕忒:那得是靠你的想象,而不是靠他们的。
 
  忒修斯:要是他们在我们的想象里并不比在他们自己的想象里更坏,他们也算得上是顶好的人了。
 
  (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第五幕,第一场)
 
  当约瑟夫•布洛伊尔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于1895年出版《癔症研究》一书时,他们就发现自己卷入了真实的(ture)癔症病因观的辩论。众所周知,布洛伊尔在这场辩论中是一个不情愿的参与者,学者们提供了一大堆相互矛盾的解释来解说这一事实。但是,据我所知,没有人真正考虑过布洛伊尔的不情愿可能是因为他怀疑他和弗洛伊德的基本理论假设。尽管布洛伊尔是一个生理学观点的忠实倡导者,其生理学观来源于沙尔科和巴黎学派,但是我认为他同时也受心理学观和意念(ideogenic)观的影响,这种观点和贝尔南及南锡学派有广泛的联系。这种矛盾心理在他的被人们忽略的《癔症研究》的“理论”贡献中得到了很好的证明,也在他和弗洛伊德于1893年出版的早期的通信一书中有所体现。
 
  回顾历史可知,1893年8月沙尔科去世时,关于癔症的辩论已见分晓,在那时,巴黎学派的观点即刻遭到了普遍的批评。以前沉默的弟子开始讲述训练和模拟的故事,首先,这对于南锡学派和保罗•朱利叶斯•莫比乌斯等批判者的批评来说,无疑提供了坚定的支持;其次,也支持了癔症的心理学观,即认为癔症是一种形成想象或观念过程中产生的疾病,或者说癔症是想象的产物。使事情更为复杂的是,沙尔科日益意识到了想象在癔症症状产生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从很大程度上说,沙尔科实际上开始退出严格的器质病变说的行列,并且不再坚持“癔症的铁的定律”的遗传学观点,以至于一个学生充满讽刺地说,渐渐改变的沙尔科无意之间成了“南锡学派的明星学生”。
 
  当布洛伊尔的同事,诸如阿道夫•冯•斯图贝尔等人,或多或少地把南锡学派的已有批判指向《癔症研究》时,毫无疑问,导师命运的突然转变使他感到尴尬。南锡学派的批评是,他们的研究结果被暗示污染了。当然,《癔症研究》的出版时机也是糟糕透顶了。这是因为,尽管在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1893年1月发表他们的“早期通信”时,癔症的器质病变说的解释仍然是争论的焦点(根据癔症的器质病变观,神经系统的损害会引起癔症症状的出现),但是对这一领域的大多数人来说,这一观点在该领域内保持着导向范式。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确实强调,认可莫比乌斯和凡•斯图贝尔的反对观点,但仅仅是间接的,并且只是在脚注中有所体现。他们对自己的矛盾之感做出如下说明:莫比乌斯和斯图贝尔等人的癔症观与我们的观点相似,我们不可能区分出这本“早期通信”中的新观点和莫比乌斯、斯图贝尔等人的观点。我们发现,和我们将要在备注中所探讨的关于癔症问题的理论和治疗观最接近的研究,已经由(莫里茨)贝内迪克特发表了。这些我们将在别处讨论。
 
  这个脚注最显著的地方是,在得出著名的结论“癔症主要困扰于回忆”后,却遗漏了沙尔科的名字,而这一论断正是由沙尔科在他的创伤性癔症理论中首次提出的。而与这一结论同样有趣的是弗洛伊德和布洛伊尔的两个评论:第一,“将新观点和其他作者,诸如莫比乌斯和斯图贝尔的观点进行区分,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能的”;第二,尽管存在如上所述的困难,但是他们认为自己的研究和贝内迪克特的很相似。在最后一句话中,他们似乎想表明他们有在“别处”找出二者之间的相关或者无关的意愿。
 
  关于癔症病因的辩论的背景决定了这个相当矛盾的脚注,并且也决定了布洛伊尔在他的1895年的“理论”章节中的理论取向。因为由莫比乌斯等人倡导的癔症的意念病因观和贝内迪克特等人倡导的癔症的生理病因观尚处于争论之中。
 
  现在看来,如果在1893年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已经小心地指出了他们接受癔症的意念解释观的某些方面,那只是因为,他们无论如何都不相信这种观点会取代基本的癔症生理病因观。正如布洛伊尔在“理论”一章中所写的那样,观念对癔症的致病作用可能大于现在人们所认为的程度,但是观念绝不是唯一的,或者最重要的因素。在这方面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对后期的沙尔科保持完全的忠实:即他们既认可新出现的心理学观或者主观的解释,也不放弃生理学观或客观解释。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虽然在1893年发表的论文中已经表示出想要解释他们对老朋友贝内迪克特的歉疚,但却并没有在《癔症研究》中解释清楚的原因:他们在字面上使用了“在别处”来搪塞过去。
 
  请注意这个“在别处”,布洛伊尔认为,伴随着所有的癔症症状都是理念性的结论,莫比乌斯特别地“将癔症的临床单元(clinical unity)分成两半”。可是,即使这样,布洛伊尔依然重申了生理学观点,通过设置限制而两面下注,拒不考虑任意下注是徒劳的。在《癔症研究》的“理论”篇中的开篇和结尾所展示出的辩论性姿态(rhetorical gesture)最引人注目。在讨论中,以对使用了心理学的术语道歉而开篇,对这个心理学术语的使用,布洛伊尔感到抱歉,但又认为别无他选,所以,他请求“读者们”原谅他可能会混淆自己的癔症观和同事的癔症观。关于“共同特性”的话题,他做出了以下陈述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附注
 
  (proviso):
 
  现在试图提出自己的癔症观和癔症的精神基础的人,没有谁能够避免重复大量其他人的思想,这些思想正在从个人所有物转变成公众所有物。确定是谁第一个发表该观点是不太可能的,而且会有将其他人已经说过
 
  的话认作是某个人的个人观点的危险115。
 
  布洛伊尔认为,将其他人的著作看作个人所有物是一种“危险”——这种可能性会导致剽窃或者挪用。
 
  当然,这段话重申了1893年“早期通信”(前面引用过)脚注中的观点,后来这篇文章成了《癔症研究》的第一章。但是重申的观点还是有差异的。因为不像附注给人的第一印象那样,在附注中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表示,这种危险与“早期通信”这一媒介的局限性有关系,然而布洛伊尔现在表示,附注总体上说和癔症领域更有关系。把疑问留给了我们,我们将会找到癔症病因观争论的答案。
 
  这段话也充满了自我反省,首先问这样一个问题:布洛伊尔是以他的同事为代价寻开心么?像他的同事如莫比乌斯,误将整个癔症领域看作精神领域的一部分。毕竟,他和贝内迪克特都是癔症的生理病因观的代表,布洛伊尔没有冒险追究癔症的生理病因观,而是非常尖锐地指向那些想“提出关于癔症和癔症的心理基础的观点的人……”(注:此处的强调语气由作者加上)。在这一方面,布洛伊尔的观点确实是一个尖锐的玩笑,但对那些主张观念会单独引起癔症的人来说,这也是一个警告。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思想观念是所有有意识的生物的一般性质,相比于体质更容易受到遗传规律的影响;思想观念是像布洛伊尔这类的天才在一定的规律基础上所追求的事物:简言之,思想如果不加以概括,就如在光滑的斜坡上再涂一层油,正如莫比乌斯1888年说的那样,“可以说,每个人都是歇斯底里的”。这并非偶然的,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在1893年发表的“早期通信”中,引用的正是莫比乌斯的这篇文章《关于歇斯底里的概念》。
 
  使布洛伊尔非常担心并且决定了他的“理论”的贡献性大小的危险是,莫比乌斯的观点(即我们每个人都是歇斯底里的)正确的可能性有多大。如果我们确实被所谓的意念这一“共同特性”所控制,不能客观的诊断,被迫接受一半的临床征象——即癔症,那么如果我们经常将他人的思想或者著作误认为是我们自己的,或者总是混淆他人说话的内容,说话的时间,我们应该得到宽恕或者还有,我们必须接受这一点,即我们总是倾向于将他人的公开言论误认为是自己的,这表明,我们可能是易受意识控制之外的暗示力量影响的、易上当的玩偶。因此具有生理学家背景的布洛伊尔指责莫比乌斯和其他意念解释观的支持者,他说:“我认为癔症是基于经验发现和观察的临床征象。”
 
  如果布洛伊尔在他的“理论”一章中以讨论癔症的生理和心理病因的差异开头,这是因为只有差异提供了癔症被相对诊断的对立规则。如果癔症的生理学和癔症心理学不能达到反平衡(counter-halance)的话,也应该有效地相互界定。然而,意念解释观还是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们都是歇斯底里的,这一结论抹煞了个体之间的差异,例如,它忽略了我们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癔症个案(如布洛伊尔的安娜•0案例)中发现的明显的第一人格和第二人格之间的重要区别。由于莫比乌斯将癔症的“临床单元”分成两半,实质上他破坏了使一切变得合理的一致性。换句话说,他的观点隔绝了自我的变化,并且在已经改变的状态或者说第二状态的主题上,令所有的存在都成为一种变异。
 
  面对这座没有出口的迷宫,布洛伊尔更加坚定地支持比奈和雅内的生理学理论,比奈和雅内认为心灵被分成了两部分,通常是不等的两部分。为了解释健全的心理活动,布洛伊尔写道:“在我们的个案中,被分裂的那部分心灵被‘推进了黑暗之中’,就像提坦(Titans)①被扔进埃特纳(Etna)火山中一样,提坦可以撼动地球,但是决不能见到白昼的阳光。”我们倾向于相信,心理学可能会发现潜藏的无意识世界,但是这一发现的基础是生理学,而且生理学能为我们提供控制无意识的手段;我的意思是说,生理学为我们展现了神经系统的客观现实和我们藉以理解这一系统的理性。在这方面,19世纪的分裂的意识或者双重意识或者多重意识是典型的现代意识,一个人能够看到光明的那部分是因为它经常与黑夜的现实对抗。【①泰坦或提坦(Tihms),是希腊神话中统治世界的古老的神族。这个家族是天穹之神乌拉诺斯和大地女神盖亚(盖娅)的子女,他们曾统治世界,但被宙斯家族推翻并取代。——译者】
 
  但是,由于意识到了即使是癔症的生理学观也是充满危险的,对布洛伊尔来说事情更加复杂了。例如,雅内坚持癔症的客观描述,但是忽视了遗传的心理缺陷(insuffisance psychologique)或心理弱点。同样,雅内勾勒了一幅精神变态者(degeneracy)的画卷,这幅画和莫比乌斯的画具有同样的悲观色彩。因此布洛伊尔用他自己的临床画来对比另一幅,另外一幅画不是以巴黎的所谓精神变态者为基础的,而是以维也纳有修养的、富有的精英们为基础,这些精英由他的客户(clientele)组成。布洛伊尔认为,这些病人明显不是精神变态者,相反却被“过度地讲求效率”所折磨;即他们的心灵过多地被思想所占据,例如,被照顾病人的思想所占据。布洛伊尔曾说过,“他们丰富的思想的火花使我的一个朋友宣称癔症是人类思想的无果之花,毫无疑问,这种花像重瓣花一样漂亮。”弗洛伊德在他的《癔症研究》中发表了同样的观点,并且提供了基本的指导原则来共同反对雅内将癔症仅仅描述为精神变态者。在“艾米•冯•N.夫人”(Frau Emmy von N)的个案中,弗洛伊德勾画出了病人优秀的人格特点,并且补充道:“将这样一个女人描述成精神变态者是对这个词的认知歪曲,我们应该很好地区别性情(disposition)和精神变态(degeneracy)的概念;否则我们将被迫承认,人类的大部分成就都可归结为‘精神变态’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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