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提问:系统式治疗案例教程》(弗里茨·B.西蒙、克里斯特尔·莱西-希蒙 )

  《循环提问——系统式治疗案例教程》以具体的案例和会谈作为例证,将系统式心理治疗中一项重要的访谈技术——循环提问——的各种不同的提问技术勾画出来并进行分析讲解。

  一、本书简介:

  弗里茨·B.西蒙、克里斯特尔·莱西-西蒙编著的《循环提问——系统式治疗案例教程》以具体的案例和会谈作为例证,将系统式心理治疗中一项重要的访谈技术——循环提问——的各种不同的提问技术勾画出来并进行分析讲解。通过对治疗会谈的再现,本书为读者们清晰地呈现了会谈中的每一个独立的环节;借助附带的评论,本书还展现了治疗师针对不同会谈环节所做的理论上的思考。

  会谈技术是系统式治疗最重要的元素之一。生活经历彼此交织的人们,在行为模式上也往往相互制约。

  “循环提问”作为一项重要的会谈技术,它的目的,就是将人们在行为上的相互制约性清晰地展现出来。本书以具体的案例和会谈作为例证,将各种不同的提问技术勾画出来并进行分析讲解。

  从内容编排的顺序上来看,本书首先对治疗的北京进行澄清,其次确定治疗的目标,然后说明问题出现的机制以及提出可能的解决办法,最后是所谓的“结尾干预”。“结尾干预”由评论、制定干预程序等内容组成。

  通过对治疗会谈的再现,本书为读者们清晰地呈现了会谈中的每一个独立的环节;借助附带的评论,本书还展现了治疗师针对不同会谈环节所做的理论上的思考。

  除了治疗技术以外,家庭动力的视角也是本书的一部分内容,例如,父母的角色经常会违背情理地制造出悲剧,善良美好的意愿有时竟会是灾难滋生的温床。对于那些对系统式治疗感兴趣的人而言,特别是对于那些热衷于将系统式治疗在实践层面上运用的人而言,这是一本非常引人入胜的书。

  二、作者简介:

  作者Fritz B. Simon(弗里茨·B.西蒙),教授,医学博士,系统式治疗师及咨询师。德国海德堡系统式研究所的创始人之一,目前任该所所长。著有关于系统理论及系统式治疗的重要基础理论著作,如《我的精神病、我的自行车和我》、《不学习的艺术》、《健康的另一面》等。

  作者Christel Rech-Simon(克里斯特尔·莱西-西蒙),儿童及青少年精神分析治疗师。多年来从事精神病学临床工作,继而开办了自己的心理治疗诊所。与人合著有《给义父母的生存建议》。

  译者于雪梅,德国柏林技术大学教育学博士及博士后,洪堡学者,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目前为同济大学教授。

  三、本书目录:

  1.前言

  Ⅰ、访谈

  2.治疗的意义/澄清背景/治疗师的中立(施耐德一家)

  3.治疗的目标(巴斯蒂安一家,第一部分)

  4.解释/解构和建构/“负面思考的积极力量”(巴斯蒂安一家,第二部分)

  5.互相制约/“黑色的想象”/作为权力工具的症状(格拉赫一家,第一部分)

  6.问题的外部化和拟人化/对改变保持中立(卢卡斯一家,第一部分)

  7.过错的分解/具体化/“奇特的结”(迪茨一家)

  8.精神病院的角色/机构的帮助导致的慢性化(弗洛林先生)

  9.个别治疗的问题/治疗师的帮助导致的慢性化(比格女士)

  10.医生会诊/陷入僵局的个别治疗(福克斯女士)

  11.夫妻治疗/症状行为对二人关系的影响(舍恩贝格先生和舍恩贝格太太,第一部分)

  Ⅱ、暂停

  12.中期评语:干预或交谈?

  Ⅲ、结尾干预

  13.改释/针对问题模式的治疗处方(格拉赫一家,第二部分)

  14.“关心的围攻”(卢卡斯一家,第二部分)

  15.仪式(巴斯蒂安一家,第三部分)

  16.“我的酸奶,你的酸奶”(舍恩贝格先生和舍恩贝格太太,第二部分)

  Ⅳ、指导帮助——工具

  17.治疗会谈的理想流程

  18.提问原则和提问类型

  19.干预的原则和形式

  20.后续说明(施耐德一家,第二部分/迪茨一家,第二部分/弗洛林先生,第二部分/比格女士,第二部分)

  译后记

  四、精彩内容:

  第十四章“关心的围攻”

  (卢卡斯一家,第二部分)

  父母和孩子有时候会以一种悲剧的方式一起陷入困境。从美好的意愿中产生了灾难,主观所想象的合乎逻辑的教育措施引发了荒唐的结果,为避免所担心的不幸发生而进行的拼死挣扎却直接导致了堕落(或者用不那么富有戏剧性的方式来评价:至少导致了走向死胡同)。

  在家庭的发展过程中,其互动规则和交际规则都在进行着变化。随着时间的流逝,对孩子的行为及安康的责任就从父母的手里转移到了孩子自己身上,这与社会赋予他们的不同角色期待是相符的。成长所带来的身份转变,即从需要关心和未成年转变为自己负责和独立自主,与法律的规定或选举权的获得给人带来的心理上的感觉不同,不会一夜之间就实现。那些拥有处于青少年期的孩子的家庭,几乎是被迫经历了一个缓慢的、缺乏明确的游戏规则的阶段。孩子们要求享有自由和成年人的特权,却遭到了父母的反对。父母一方也不确定,他们是否能够把对孩子的责任拱手交出。作为把培养孩子的独立自主视为教育目标的好家长,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愿意剥夺孩子自己来体验的自由。因此他们总是来回纠结。孩子们同样也很矛盾,因为在通常情况下,他们虽然满心期待着长大成人,但是他们还是很享受“妈妈旅店”里的关心照顾。

  在这个“正常的”发展阶段里,父母和孩子之间会产生冲突,而且要持续数年的时间。在这一过程中,父母进行干预的界限不断被更新。利用“蚕食”战术,孩子通过“斗争”最终被认可为“成年人”,同时父母也从监管及照顾的义务中“解放”出来。对于这种状态的改变,两方面都必须付出代价。孩子必须得进一步放弃享受与孩子身份相连的关心照顾,同时要承担起对自己的生活(生存)的责任。父母也必须放弃孩子需要他们的感觉,以及那种自己对于孩子的生活(生存)而言是很重要的感觉。

  因为在我们所处的西方文化的圈子里,这个过程延续的时间很长,因此所有的参与者都有机会让自己去适应变化了的关系格局。渐渐地,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就由成人与孩子之间的不对称关系转变为成人之间的对称关系。在这一过程的开始和结束阶段,由不同的游戏规则来确定彼此的互动和交际。在这个过渡阶段最终完成之前,一般来说,都会存在着不清不楚和不明不白;人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使用哪一种游戏规则。

  如果精神科医生进入到了游戏中来,并且给出了他的诊断,那么就会存在着这样的风险:那个包含着各种各样的角色不确定性的过渡阶段会被慢性化。

  如果,就像卢卡斯一家(参见第6章)那样,34岁的“孩子”在某个时间里曾经被贴上了“精神病”的标签,当他要面对那些一般而言只对成年人提出来的要求的时候,他作为一个“生病的家庭成员”,就能够用一种堂而皇之的方式把这些要求给避开。如果他发出信号,说他很痛苦、不能承受压力,而且在考虑去“卧轨”,那么父母和兄弟姐妹们就会迅速忘了自己的要求。只要他要求他们的帮助,他们就不会拒绝。如果他们拒绝的话,那他们就会于心不安,就会有负罪感。一个“好的”家庭也正是以此为特征的:家庭成员要能够互相信任。谁“生病”了,谁就能要求别人的关心照顾。所以,诊断(值得强调的是:不是“疾病”)的作用就是:父母和健康的兄弟姐妹们与病人之间的关系发展到最后,“病人”就可以长时间地处于青少年期与他的生理年龄完全不相干。

  然而,这种关系与青少年期里典型的父母子女关系却有所不同。在正常的青少年期关系中,孩子要想享受父母的关心照顾,通常来说,他们就必须得付出个人自由被限制的代价。这个代价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帮助他们,或早或晚在矛盾的两个方面之间——即孩子的依赖愿望和成人的自主愿望之间——做出有利于自己独立的决定。

  而诊断的拥有者的情况却与此完全不同:他不需要做出决定,他可以同时生活在两个方面,既依赖又独立。如果他被人看成是一个“有帮助需求的孩子”,那么他就可以指出他的年龄,并且义正词严地要求享有成年人的权利。如果对他提出的要求是针对那些被“真正”当作成年人来对待的、“自己对自己负责”的人的要求,那么他就会指出他的生病状态。因为大家无法客观地进行判断,什么时候应该如何“正确地”对待他。所以他就拥有了选择的自由。诊断赋予了他决定的权力,他可以决定,在家里应该使用什么样的游戏规则。通过这样的方式,他实际上贏得了凌驾于其他家庭成员之上的权力,而这是他作为一个“健康人”永远不可能得到的。他以及他的家庭需要为此付出的代价,往往就是青少年期的慢性化。

  如果家里的某个人被诊断为患有精神病,那么这个家庭几乎总是要被迫陷入一个逻辑上的圈套,对它的特点可以作如下的描述:父母(以及/或者兄弟姐妹们)坚决要求病人,请他(尽快地)“独立”和“自主”。他“遵循着”这样的指示,不去做那些要求他做的事情,他用这样的方式来表现他的“自主”。这就是说,他保留着依赖的角色,却借此来“证明”他的不依赖……

  这所有的一切揭示了一个奇特的结,一个经典的悖论。治疗的难处就在于,要把这个悖论给打破,正是这个悖论总是不断地导致家庭成员以及治疗师好心好意的行动反而具有了慢性化的功能。

  那些以社会精神病学为导向的治疗师们特别倾向于要“帮助”病人,帮助病人“离开”父母并且变得独立(参见第8章中与弗洛林先生的访谈)。他们号召父母,要“放开”他们的孩子,就让孩子“变为成年人”。为了能够加大父母与孩子之间的距离,病人被塞进了看护院,有时候甚至完全禁止与父母的联系。病人的父母和亲属也准备着要为病人的独立进行更大的投人。他们经常把空间上的距离与心理上的界限混为一谈,所以,在某些富裕的家庭里,为病人购买一套单人住宅成了可供选择的治疗手段。

  总而言之,此类由“健康的人的理解”所操纵的治疗措施的成功机会是非常有限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大概就在于,对于父母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不可能一下子就按照治疗师所要求的那样来放弃他们的关心照顾与承担责任的角色。当“孩子”的境况足够糟的时候,他们根本就做不到让自己置之度“外”。他们让自己重新承担起责任并继续关心孩子。谁又真想要求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变得不幸或者甚至自杀呢?因此,病人最后总是能够重新把控制父母行为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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